中国:当心“拉美陷阱”!

中国:当心“拉美陷阱”!

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一般拉美国家的发展都是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开始工业化道路的。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及中小企业数量少,第三产业严重落后,导致过多剩余劳动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沉重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甚至发生动荡。这种状况被称为“拉美陷阱”。

在“拉美陷阱”形成的过程当中,社会断裂是其中一个显著特征,而且正是社会断裂导致了拉美国家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危机。与中国类似,拉美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本来拉美国家的人口绝大多是在农村,由于农民短时期内大量涌入城市,2000年,拉美地区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75%,城市化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主要以自我谋生为主,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地区的“边缘群体”和贫困群体,且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贫困现象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还有,因为缺乏规划,城市也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这也导致城市原住居民与移民之间因为争夺城市资源而发生矛盾。拉美国家首先在城市当中发生了贫困群体与上中层群体的对立。同时,农村由于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政府也缺乏对广大农村的关注和政策支持,城市和农村的阶层对立也日渐凸显。而在拉美地区的农村,土地占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大型农场,少数人不仅对土地进行垄断,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的政策优惠,使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农村也发生着分化,出现了阶层对立。

阶层的对立是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利益集团让贫穷与富贵间形成断裂。在拉美地区,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总收入的40%~47%;而20%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人口总收入的2%~4%;有1.25亿人无法获得卫生的饮用水;2亿人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1/7的人口用不上电。因此,尽管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时代,但在其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善;况且近15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还有恶化的趋势。同时,拉美国家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这就反过来促使犯罪流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动荡。对于拉美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效应。R.维斯科夫评论道:“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这就是说,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拉美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在这些拉美国家,社会畸形发展引起了社会断裂,而社会断裂引发了难以消除的危机。这就是“拉美陷阱”的演绎逻辑。

在社会断裂的状态下,各种社会群体只顾得各自群体的利益,很少或干脆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利益取得的方式多样,非法手段盛行,比如官员弄权、商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军人搞政变,等等。因此,社会断裂导致社会生态发生“割据现象”,公共利益被各个阶层集体漠视,而公共权利也往往成为掌权阶层的私柄。社会断裂后果如此严重,而拉美国家的教训又如此沉痛,在中国,有人也就此警告说,作为一个有机体,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都已出现了分化现象,而这种极易催生剥夺感的分化趋势使得整个社会机体面临拉美式“断裂”的危险。

2009年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目为“从案的舆情看社会的断裂”的文章。文章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案”等——引发了官民对立。尤其是在后一起案件中,因不堪被三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基层官员的,愤而用一把修脚刀手刃官员的举动,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而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得到公众半点儿的同情。这种反差的背后,凸显中国社会两个阶层——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的对立和分裂。而分析的家庭出身,根据前文中关于“穷二代”的定义,我们几乎马上就可断定,是典型的“穷二代”。

2010年5月27日,《嘉兴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穷二代’成‘蚁族’加剧阶层断裂。”文章是针对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该评论认为,如今社会,平民阶层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几近大门紧闭。“阶层固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几乎每一次政策变动、每一次利益分配,惠及的总是非官即富,他们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几乎垄断了一次又一次阶层上升的机会。经济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表明,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官员子女当官的机会是非官员子女的2.1倍。本来各凭本事的公平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拼爹游戏”,“官二代”、“富二代”在教育、就业等各个领域出现“赢者通吃”和“代际传承”的现象。同时,平民阶层的上升渠道被挤占,逐渐远离利益分配的宴席,实现阶层晋升的途径越来越少。这种“马太效应”的结果就是阶层地位和身份印记纵向代际遗传,分别形成沉淀的固化阶层,成为社会学家孙立平眼中的“断裂社会”。

2010年9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媒体关注‘二代’现象:社会现断裂融合难度大”。文章指出,近年来,媒体关于“二代”现象的讨论很多,诸如“富二代”、“贫二代”、“权二代”、“民二代”、“拼二代”、“独二代”等称谓层出不穷。“二代”现象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关键在于它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并且在一定程度预示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结构的形态。文章认为,综观被热炒的“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现象可以发现,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度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剧烈变化期,社会结构开始走向稳定与成熟,但同时社会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借以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成本在增加。当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居无定所,看到普通人面对高涨的房价只得“蜗居”的现实后,原来只要努力奋斗,或者通过上大学等方式就能改变命运的思想开始被不少人抛弃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当昔日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可以鱼跃龙门的高考来临时,有一些考生主动放弃高考就是人们对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消极反映。而向上流动机会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壁垒的形成,同时,它也是社会流动越来越难的后果,这两种现象相互叠加,使得社会出现断裂,融合难度不断增大。

所以,不管学者有怎么样的争论,媒体和普通民众已经关注到中国社会的断裂现象。事实上,中国“多级哑葫芦”型结构特点之一,就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狭窄。具体来说,就是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道道门槛,堵塞了良性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甚至出现固化的趋势。中国俗话“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说的就是代际遗传和身份世袭,还有“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在古代,由于社会本身就缺少阶层流动的渠道,所以,代际遗传和身份世袭是经常发生,而且是能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背景下,人人平等,资源按照市场规则配置。从原则上讲,要求在社会流动渠道中至少不能人为地设置障碍。而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是:河南固始县“公开选拔”的乡镇长干部中,几乎全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温州市龙湾区甚至曾专门发,将22名干部子弟收入事业编制单位工作;温州平阳电大招聘教师,竟然是“老子招儿子”;海南三亚市社保局局长千金“加塞”考试,且成为“99分牛人”……

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的社会处在断裂状态当中,但愿当前的一些所谓的“断裂现象”仅仅是个别领域的短暂迹象。不过,退一步讲,如果中国社会真的会发生断裂,那么,“二代”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断裂带”。特别是“穷二代”的群体数量远远大于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等群体数量,其数量在全部社会群体当中也举足轻重。当“穷二代”还是不能摆脱贫困、当“穷三代”开始出现,那么,中国社会的断裂就肯定不能幸免了。

(摘自《中国贫困群体调查》,东方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定价:29.00元)

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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